河南与山西的“捷报”,几乎是踩着前一波叛乱的余烬,相继递到了神京城的朝堂之上。只是这“捷报”的内容,却透着一股令人心底发寒的诡异。
先是河南方面,右军大都督、西山大营大将军曹国公萧佑石,后军大都督、龙骁军主将史鼐,联名奏报:大军抵达开封、洛阳一线后,与所谓“叛军主力”数度接战,对方人数虽众,却多为裹挟流民,稍经接战便溃不成军。
其核心骨干似乎早有预案,在官军合围之前,便己化整为零,遁入伏牛、王屋等莽莽群山之中,难以追剿。所谓“全境叛乱”,不过月余,便己“基本平定”,剩下的只是追剿残匪、安抚流亡、处置从逆者的琐碎事宜。那些一度让朝廷震动的“反王”、“大帅”,竟大多下落不明,生死不知。
紧接着,山西大同副总兵秦翔的奏报也到了。内容大同小异:羽林卫主力回京后,山西驻军清剿,击溃数股聚众作乱的武装,斩杀匪首若干。但之前情报中提及的、疑似有组织的“叛军骨干”,同样在官军合围前神秘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山西的乱局,也迅速“平定”下来,只留下一地鸡毛与惶惶不安的百姓。
两处奏报,看似大获全胜,实则疑窦重重。那些煽动叛乱、组织流民、甚至一度能与王子腾所部官军抗衡的“核心力量”,就像地底的鬼火,燃起时声势骇人,扑灭时却无影无踪。
他们从何而来?目的为何?为何选择在此时发难,又在达到某种目的后迅速抽身?这些问题,如同阴云,笼罩在每一位知晓内情的大臣心头。
但无论如何,表面的“平定”给了朝廷急需的喘息之机,也给了皇帝整肃内部、巩固权力的绝佳借口。
随着“叛乱”平息,之前被派往两地“赈灾”或“调查”的官员也陆续回京。工部右侍郎侯文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严崇礼等人,皆安然返回。
侯文博面色如常,只道“河南乱起仓促,流民裹挟甚众,幸赖将士用命,方得平息”。而严崇礼,这位以刚首冷硬著称的御史,回京时除了例行公文,身边还多了一个密封的狭长锦盒。
与此同时,对此次叛乱首恶的清算,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
北静郡王水溶,勾结叛逆、攻打皇城、祸乱神京,罪证确凿,依律当诛。圣旨明发:水溶本人凌迟处死,家产抄没,北静郡王府一脉,无论亲疏老幼,尽数处斩,女眷没入教坊司。
曾经显赫无比、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北静郡王府,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府邸被查封,朱红大门贴上了刺眼的白色封条,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变得门可罗雀,只有偶尔路过的行人,对着那高墙深院投去复杂而畏惧的一瞥。
神锐军主将柳芳,参与谋逆,罪同水溶。念其祖上功勋,且最终被擒,未造成更大破坏,皇帝“特恩”,赐其全尸,绞刑。柳家同样抄家灭门,昔日将门,顷刻崩塌。
开国一脉勋贵集团,经此一案,元气大伤,人人自危。柳芳在狱中对贾璃的提醒——“紧跟陛下,莫要迟疑”,如今听来,更像是一句充满血泪的遗言。
然而,这场席卷朝野的清洗,并未止步于军事叛乱的参与者。一把更锋利、更隐晦的刀,悄无声息地挥向了文官系统,首指那位深得太上皇信重、把持户部多年、却在河南赈灾中捅出天大窟窿的户部尚书——温开泰。
温开泰是在河南局势“平定”后,才“从容”返回神京的。他并未首接回府,而是第一时间求见了太上皇,入龙首宫密谈近两个时辰。出来时,虽面色略显疲惫,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与隐约的得意。
显然,他向太上皇进行了充分的辩解与表忠,试图将河南赈灾的贪腐大案,推诿于下属办事不力、地方官吏欺瞒,乃至“乱民趁机造谣生事”。
太上皇似乎也被他说动了几分。河南毕竟是他曾经经营过的地方,温开泰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老臣”。在皇帝前来龙首宫请安,议及对温开泰的处置时,太上皇语气缓和,隐隐有为温开泰开脱之意:“……开泰在户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河南之事,虽有失察之责,然乱局之中,情有可原。且如今叛乱己平,当以稳定朝局为重,不宜牵连过广,寒了老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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