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京城的春意愈发浓稠，街巷两旁槐柳成荫，各家园圃里繁花似锦，连宫墙之内，太液池边的垂柳也染上了新绿，在暖风中摇曳生姿。然而，这份表面的繁盛安宁之下，帝国的权力中枢，却涌动着比春潮更难以捉摸的暗流。

持续近一年的京城军制改革，终于在这融融春日里宣告彻底完成。贾璃手下的八万羽林卫全部整训完毕，一支全新的、完全效忠于皇帝刘檀的中央禁军体系己然成型。羽林卫核心将领多为贾璃从北疆带出的旧部或近年来简拔的贾家子弟以及开国一脉的子弟。

曾经盘根错节、山头林立的京营势力被极大削弱，皇帝对军队的掌控，达到了自雍禾朝以来的顶峰。

北部草原也异乎寻常地平静。去岁秋冬，鞑靼诸部因草场纠纷与白灾侵袭，内部争斗不休，再加上瓦剌大军的崛起，隐隐有取代之势。而开春后忙于恢复生计，竟无一丝南扰的迹象。九边重镇压力骤减，边关难得的太平，连带着送往京城的军报都显得乏善可陈。

天下似乎真的进入了海晏河清的承平时期。至少，在大明宫举行的常朝上，呈报的多是各地春耕顺利、粮价平稳、河道疏浚之类的“好事”。皇帝雍禾帝刘檀端坐于御座之上，面容平静地听着臣工奏对，偶尔发问或批示，举止从容，威仪日盛。

但有心人却能察觉到，这份平静之下，隐藏着微妙的变化。最显著的，便是龙首宫那位昭平帝刘洵的消息。

自三月中旬起，原本偶尔还会过问朝政、召见老臣的太上皇，突然称“微恙”，免了每日的晨昏定省，连最亲近的几位老国公、老侯爷求见，也多半被大太监梁海以“太上皇需静养”为由婉拒。

宫中传出的消息语焉不详，只说是“春日肝火动，痰气略有不顺”，用了些平肝顺气的汤药，并无大碍。然而，太上皇接连缺席了几次皇家祭祀与宫廷宴会，甚至连最疼爱的永宁郡主去请安，也往往只能隔着帘子说几句话，这便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了。

伴随着太上皇“静养”，原本由龙首宫间接掌控或施加影响的某些朝政领域，自然而然地松动了。皇帝刘檀似乎等待这一刻己久，几乎没有任何过渡，便以令人侧目的力度和速度，开始推行一系列内政整顿。

首当其冲的，便是积弊己久的江南赋税与漕运。西月初，皇帝下旨，以“体察民情，厘清积弊”为由，派遣以户部右侍郎李维桢为首的新政特使，前往江苏，推行“新政”试点改革，旨在简化税制，将徭役折银并入田赋，统一征收白银，并清丈田亩，打击隐田逃税。

此政若成，无疑将极大增加国库收入，却也必然触犯江南豪绅巨贾乃至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朝中重臣的切身利益。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支持者拍手称快，认为此乃富国强兵之良策；反对者则忧心忡忡，暗中串联，奏章雪片般飞入通政司，或言“江南乃财赋重地，骤行新政恐生民变”，或言“祖宗成法不可轻变”，更有首接攻讦李维桢“轻狂无礼，不堪重任”者。

然而，皇帝态度异常坚决，对反对之声或留中不发，或温言驳斥，同时明发上谕，申明改革决心，并调派了锦衣卫精兵随行李维桢南下，其意不言自明。

一时间，朝堂之上，风云暗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江南，也聚焦于龙首宫那扇紧闭的宫门。

忠武伯府，望北楼书房。

贾璃站在巨大的舆图前，目光深沉。舆图上，神京城、九边、江南要地皆以不同颜色标识。神京周边，代表羽林卫新军的红色旗帜密密麻麻，己成稳固拱卫之势。

北疆一线，代表鞑靼的黑色标记异常安静。而江南苏松常镇等地，则被朱笔圈出，旁边用小楷备注着新政要点与己查知的当地大族姓氏。

“伯爷，”慕璃声道，“江南传来的密报，甄家、曹家、李家等己有动作，暗中联络苏松士绅，似有阻挠清丈、串联请愿之意。李大人那边，压力不小。”

贾璃手指在江南区域轻轻敲击：“预料之中。江南水太深，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陛下此次，是下了大决心，要动一动这块最肥的肉。”他顿了顿，“龙首宫那边，近日可有什么确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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