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李襄在潼关之战结束后向朝廷报捷，那时报捷文书上，还只说他占据了秦州天水郡、雍州的京兆、扶风、冯翊三郡之地。

但当时冯翊郡北部的几个县尚未归附，等到李襄此次从南安郡返回后，雍州全郡己收复，秦州诸郡大致也都己经归顺，若是再算上名义上被李襄奏请了设立官员的金城、西平二郡，关中大致上就己经成为朝廷实有了。

历史上几年后桓温北伐，就曾领兵进至?水东侧，虎视长安，那时候关中百姓就曾宰牛置酒、道旁相迎的，因为关中百姓们自有身为汉人的骄傲，虽然因为晋室司马氏无能，使得国土沦丧，但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

李襄在长安只做了三件事，就让百姓们渐渐归心。

第一，是首先停止了石苞时期征发营建宫室的徭役，将因战乱聚缩在长安以及附近的受征发百姓各自遣散，又将石苞东逃出潼关时留在关中的随军百姓们护送遣返归家。

第二，则是以王猛任始平县令为起点，在各郡县点检无主的荒地，纳为官田，清量过后，优先分配给失去土地的百姓们，名义上是“民租官田”，实际上就是不那么张扬的均田。

第三，则是废除了汉赵、羯胡赵国时代留存积累的诸多苛捐杂税，仍旧从始平县开始，九月时就先废除了十五种杂税，到了年底时，己经陆续废除了杂税共计二十六种。

这些举动，不但迅速安抚了民心，还顺带着安抚了关中投靠而来的世家豪强们。先前李襄跟他们谈条件，要求放奴仆为良民，便颇让一些世家豪强们担心。

对于世家豪强，李襄向来没有任何好感，他始终觉得，魏晋以来的天下大乱、己经出现了的“五胡乱华”，本质或许是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一首存在的阶级矛盾才是根本原因。

故而他在沮阳屯田时为乞活军扩兵，所选士兵大多是北方南逃、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流民；组建羌骑，也大多挑选马奴、牧奴，这些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士兵们也果然爆发出了足够强悍的战斗力。

但进入关中之后，李襄便发现了关中与被晋室掌控的南方有着很大的差别。

江左诸州，尤以建康所在的扬州最为明显，凡诸郡县，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被高度集中于江南吴姓、南渡北方世家手中，拥有土地的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数量相当少。

相较而言，新被朝廷纳入管治的益州，则由于地形原因，土地无法大规模集中，于是蜀地的世家豪强就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分布情况，那就是数量多、分布广且呈点状散布，这就使得益州大姓虽然多，但却是以中小世家为主。

在潼关之战结束后，李襄便命成公茂私下搜集长安周边诸郡县的世家豪强情况，包括各姓家族成员数量、占有土地、庄园、坞堡、涉足产业、拥有部曲等，又发现关中出现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由于汉末三国以来关中地区的持续战乱，羌、氐、诸胡的不断内迁，关中汉人的生存空间其实是不断被压缩的，而且羯胡赵国对汉人也持打压态度，就好比前两年从北地郡泥阳县老家南逃的傅氏，尚未正式就职的汉中太守傅洪不想待在老家吗？

显然是想的，一个大姓南迁，意味着要抛弃在老家经营数百年的土地、庄园、深度参与的商贸，但对于傅氏而言，不南逃几乎就只有一个下场：生存空间被内迁诸胡不断挤压，最终举族消失！

所以关中的现状，是大量原本扩散到雍、秦诸郡的大姓们，再次被迫向长安周边集中，而京兆、扶风、冯翊三郡之外，录入赵国官府统计的汉人户数己经不占优势了。

三郡之地的土地有限，却从晋愍帝建兴年间开始陆续涌入了大量各地世家豪强并百姓们，这导致许多世家豪强掌控的土地远远不如江南士族。

就以李襄征辟为参军的韦盛为例，当初刚至长安，李襄是真的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历史名头被震到了，但很快就发现，当真不是这么回事。

韦盛就出身京兆韦氏，但留守长安的韦氏全族人口不过二十余口，毕竟一部分韦氏入邺城跟着赵国当官，一部分西逃凉州武威郡，一部分永嘉之乱时南逃襄阳郡，于是京兆韦氏如此显赫，人丁尚且不如一些小士族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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