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太守钟诞觉得在关中任职，与在江南任职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襄亲领精锐西征吐谷浑之前，便将关中大权尽数交给了王猛，尽管颇有些心腹劝谏，觉得王猛投靠不足一年，大将军便如此信重，绝非好事，但李襄执意如此，在长安时就召集众文武，要求他不在时，必须听从王猛命令。

一路西去巡视时，也召集各郡县文武，好生安抚一番，要求他们听从王猛从长安发出的各种指令。

因为历史己经证明了王猛的才干和个人品德，若是连王猛这样的人都生起了许多野心想要造反，那么这个时代就当真无药可救了。

虽然李襄将行政权、决策权、建议权、军事参与权、监督监察权等都一并托付给王猛，但邓遐领兵坐镇潼关，毛安之领兵坐镇金城，他从乞活军、沮阳屯田提拔的一干中层军官也各自坐镇诸郡，军事指挥权仍旧在手中，李襄也不担心自己久离长安便会失去了权力。

王猛也并没有辜负李襄对他的信赖，凡大小事务决断之后，先写信派人送给李襄，再向大将军府夫人那里汇报，就此彻底大展手段，关中便愈发安定了起来。

由于司马昭灭蜀时出现了钟会之乱，颍川钟氏在西晋时期门第一首不显，虽然靠着钟繇的曾孙女与太原王氏联姻、钟氏渐渐重新被司马氏信任，但这个家族再度起复，却是靠着钟诞的父亲钟雅早早投奔司马睿、先后参与平定了王敦、苏峻之乱，这才使得子孙再度被朝廷重用。

若按照颍川钟氏眼下的门第，钟诞做官的上限，大概就是挂名某侨郡太守，但关中情况特殊，他这才被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任命为实权太守。

按照在江南时听闻的情况，钟诞本以为自己这个太守只要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了，然而真正上任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在江南诸州郡为官，一郡太守看得不是个人能力而是家世门第，朝廷若有征派，太守便将收税、发徭役、征赋的权力转交给本郡的世家豪强，甚至连案狱、诉讼等执法权都一并移交给了本郡宗族。

就好比先前被朝廷从桓温手下召回出任丹阳尹的刘惔，官声极好，号称“为政清整，门无杂宾”，任期内百姓有上诉官员者、诸郡有上奏官员罪行者，都被首都市长刘惔给压了下来，从不上报，认为不可助长了百姓讼官的“不正之风”。

于是刘惔死后，名士孙绰为他作诔文，盛赞他“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就是这样做事只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丝毫不顾及普通百姓的一个人，居然备受推崇仰慕，甚至被盛誉为魏晋以来的八君子之一。

又好比去年年底来关中宣诏的王述，任会稽内史时号称“理政严肃公正，终日清静无事”，反正李襄和王猛都想不明白，这两个形容词是怎么能凑到一起的。

钟诞接替王猛出任扶风太守后，便习惯性地按照在江南做官的方式，想要先拜访本郡的世家豪强，理清本郡的宗族关系，然后便打算专心授学，在士林中赢得好名声，就此博得清名。

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是行不通的。

王猛刚被李襄任命为始平县令时就敢打击豪强，代理扶风太守期间更是辣手整治了一番，关中的世家豪强本就大多衰微，放在江南勉强只能算中等、次等门第，也就是稍微有些实力的大地主，逢着王猛用政刚猛，又哪里敢随意对官府事务指手画脚呢？

于是钟诞就苦逼地发现，自己这个郡太守居然是实权太守，而且要接手各种实务、俗务，不但要继续梳理郡县人口、厘清土地、整顿市场、严明朝廷法制，就连百姓播种、灌溉、调度租赁耕牛、本郡内官道修缮、驿站维护都要承担起来。

世家豪强是没有权力指点官府事务的，若有豪强宗族妄图对抗，钟诞只需要上报长安，王猛便会立刻调郡兵如狼似虎一般冲过来，好好教训一番这些土豪们。

原来官府也可以不用受世家豪强掣肘，按照一个整体的、全盘的规划做事啊！

从没有品尝过实权太守的钟诞颇有些忐忑地给晋寿太守韦蔡、汉中太守傅洪分别去信，便羡慕地得到回复，二郡的事务可比关中好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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