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流民的安置，李襄可谓是用心用力，很是下了大功夫的。

就好比五百户设一村寨，他要求部下详细统计每一户流民的成员、特长，每两个相邻村寨，至少要有一名以上的木匠、铁匠、裁缝等技术人员。

刘惔和桓温送来的铁匠，则被李襄安置在了大本营附近，除了打造农具之外，还负责维修铠甲等事务，于是一些粗陋的集市也慢慢形成并出现了。

世家子弟不肯来处理流民安顿这样的“俗务”，李襄也不强求，只是在流民内部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只要有一技之长、认为自己有能力的，都可以来找他本人报名，通过了他的考核，就可以出任一些小官职。

确切地说，李襄只有权力任命一些小吏，自八王之乱后，中原地区的基层统治瓦解，民间的权力在北方几乎被众多以宗族为联合的坞堡主所攫取，而在江左朝廷，则被世家、地方豪强们所把持。

流民村寨中这样的基层小吏同样也被荆州本地的大族、豪强子弟们瞧不上，而流民在南逃、安置过程中，原有的宗族关系又被打乱，这就给了李襄插手的好机会。

但是从流民内部选拔的人才是远远不够用的，李襄便趁着去武昌城面见桓温汇报工作的机会，苦苦哀求，桓温被他“骚扰”的实在没办法，只得同意了请求，向荆州诸郡县发布了一道求贤令。

凡是愿意在流民安顿区域做事的人，都可以向官府报备了，前来武昌城面试，由李襄提供来往的开销花费等。

不是桓温不给李襄送人才，眼下他刚刚在荆州站稳脚跟，自己手下还缺人才，哪里有多余的送去协助流民事务呢？

龙亢桓氏底蕴毕竟不够深厚，不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那样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所以被现实给了一巴掌后，桓温也变得务实，他也不再那么看重出身，开始任人唯贤了起来。

于是李襄提议的“求贤令”，就先被桓温给过了一遍手，颇有些庶族子弟被他赏识并安插在荆州各地为小官，桓温选剩下的人，才会交给李襄二次挑选。

对此李襄也无可奈何，谁叫桓温是大佬呢？不过桓温毕竟还有着世家子弟重颜面的优点，觉得自己霸占了李襄的想法，总归是得给点儿补偿吧。

七月初，一辆从武昌城出发的公车，便风尘仆仆地到了沮阳县，车上下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走路说话都喜欢微皱着眉、眯着眼，李襄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看书看近视的知识分子！

然而与这中年人交谈了几分钟后，李襄就知道，桓温为什么送来这么一个人了。

张玄，字子献，荆州湘东郡人士，通律法、精天文、擅谶纬诸学，在崇尚清谈、经学的江左，简首是个格格不入的异类。

张玄的律法学的是刘颂的学问，天文师从虞喜，谶纬、占卜则学的是郭璞，乍一看学问都是传承自名家，但李襄仔细询问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刘颂在“八王之乱”时曾出任礼部尚书，是西晋有名的律法专家，被人比作本朝的张释之，为人刚正廉洁，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建议朝廷恢复肉刑，但却没有被采纳。

当初司马炎受禅取代曹魏而建立西晋，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便废除了肉刑，于是从西晋而至今，朝廷的刑罚，死刑之下就是徒刑，一个量刑太重，一个则太轻。

张玄便继承了刘颂的“罪刑法定”观点，认为“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简而言之，就是坚持法律至上原则，不能讲究特权。

江左朝廷世家门阀独大，司马勋残杀朝廷任命的下属都不用担任何罪责，所以张玄的律法思想在桓温这里也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至于虞喜，这位的曾祖父是虞翻，曾出任孙策的功曹，如今六十多岁，还在会稽郡老家授学，张玄就是跟随一位虞喜的弟子学习了许多天文知识。

至于郭璞，名气就更大了，精通天文、训诂、易学、堪舆、占卜，是风水学的鼻祖，但张玄却是学了些谶纬、占卜的学问。

他学的律法，与本朝的律法传统颇不相容，天文、占卜用处有限，李襄也想不明白这位为何学问如此地杂，便问了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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