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的想法，是益州初定，正要安抚人心，若是强行迁徙豪强，便是激发了民怨，不如缓图之。

既然桓温不同意，李襄便退而求其次，表示那就把李势为修宫殿而强征、招募，眼下还留在成都的二千余户工匠并家眷让我带到汉中去吧。

晋武帝司马炎咸宁西年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进献雉头裘，也就是用野鸡脑袋上的羽毛编织成的皮衣，大约是想要拍马屁，却不想拍到了马蹄子上。

司马炎觉得这是奇装异服，若自己收下了，那么百官和民间就会纷纷效仿，于是将其焚烧于宫殿前，三天后便下诏重申制度，表示朝廷禁止“奇技、异服、典礼”，再有敢犯者一并论罪处置。

此时正是西晋要攻打灭亡孙吴政权的前夕，司马炎的这一道诏令也无可厚非，毕竟要举全国之力渡江南下统一，所以他不希望民间过于关注类似雉头裘这样华丽、繁琐的“奇技”。

而且由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高压政治统治，己经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人物，士人崇尚玄谈、服五石散、恣意妄为，穿“异服”的狂士大有人在，并经由所谓的名士带动了一股风潮。

又有以石崇王恺斗富为代表，贵族穷尽奢华，宴会、礼节不胜繁缛，司马炎也有心禁止民间继续如此铺张浪费。

或许司马炎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样的法律向来对权贵们无效，于是“奇技异服典礼所禁”，就变成了整个西晋王朝以及延续而来的江左东晋朝廷对工匠的歧视。

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没什么统治经验，那么朝廷制度自然要照搬效仿，于是成汉也如同江左朝廷、赵国一样，工匠有单独的户籍，被称为“匠户”。

这个时代各国的户籍制度大差不差，最普遍的自然是民籍，也就是江左朝廷的“黄籍”，百姓受官府管辖，享有一些政治权利，但要缴纳赋税、免费服徭役。

其次是“兵户”，东汉末年乃至三国时期出现了世兵制，只要家中有男丁，那么世世代代都要服兵役。

而孙吴政权则进一步演变为部曲制，也就是将领的手下兵马是属于私兵，比如孙权时代大都督陆逊死后，号称家无余财，却给儿子留了五千部曲。

这些部曲士兵的铠甲、武器、军饷，都是陆逊家族自己供给的，因此此时的东晋与孙吴政权一样，军队大多由各将领、世家的私兵部曲组成，打防守战极其强悍，一旦北伐顿时成了废物。

而“匠户”与“乐籍”一样，都是最低贱的，父亲是工匠，那么儿子必然也是工匠，如果有孙子，还会是工匠，祖祖辈辈无穷匮也！

李势继位后在成都大兴土木，前后强征数千匠户修建宫殿，而北方赵国的石虎更狠，动不动便征百姓民夫以十万计，完全不把百姓当作人看。

如今李襄愿意接管这些因战乱逃散去了小半的成汉匠户，桓温和袁乔都没什么意见，于是便都同意了。

至于李襄向桓温要人才，桓温表示他此次西征带出来的人才都己经各有安顿，等他回到荆州，从幕府中挑选一批，再给李襄送来。

对于李襄这个请求，桓温内心是很欢迎而且很高兴的，李襄部下属于他荆州派系的官员越多，他就对李襄更放心，所以答应得相当爽快。

十余日后，桓温便带着李势一家人向荆州而去，李势己经被朝廷封为归义侯，要迁往建康居住。随着桓温一起离开的，还有数十名伪成汉旧臣，如中书监王瑜、散骑常侍常璩等，都被桓温署为参军，跟着一起带走。

至于伪成汉的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等官员，则被桓温署为参军，暂时留在成都和蜀郡等任职，协助益州刺史周抚治理地方。

征虏将军杨谦为梓潼郡太守，出镇涪城；参军周楚拜鹰扬将军，出镇犍为太守；其余跟随桓温灭国的文武官员将领人等，则皆各有任命。

而李襄仍旧留在成都，先前攻入成都后一应缴获，被桓温带走了相当一部分，剩下的也不全是留给周抚，因为桓温发了话，让李襄带走一部分粮草金银，以为快速安定汉中诸郡之用。

对此李襄自然是不客气的，桓温离去之前，他就受命协助周抚整编投降、俘虏的伪军，于是他也粗训编得二千新兵，便将粮草、各种物资等一车接着一车送向了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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