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之战己经过去了一个多月，雍州诸郡尚未完全安定。

大致上的地方动乱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石鉴、石苞坐镇长安时就己经存在的、百姓流离沦为马匪、强盗，各自依险而据，时不时冲出来骚扰民间，这些黑恶小势力是李襄重点打击的对象。

历来的剿灭匪寇工作都是漫长的，李襄的应对则是剿抚并重，但绝不放过罪大恶极之辈，宁肯多花费一些时间，也要彻底剿灭那些顽固的土匪。

二类则是主动与当时进兵天水郡的李襄联系后、在关中各地响应的豪强民团，这些义军大多己经被李襄收编、遣散，各安其家，力求快速恢复生产。

三类则有些复杂，既包括一部分未与李襄联系、各建名号的地方豪强民兵，也包括一部分眼看形势不妙、便主动与赵国切割、打出尊晋室旗号的前赵国官员军将等，还有更特殊的一部分，就是佛教信徒暴动。

安定、北地二郡，在秦汉时就盛产赫赫有名的“六郡良家子”，但汉末三国以来，两汉常年对外征战、曹魏与蜀汉在关中地区的拉锯战，导致朝廷不断将被打得投降的羌、氐等异族内迁，安置在了关中以北地区。

而等到晋愍帝在长安被刘曜俘虏后，大批汉人被迫向凉州迁徙，半路上的安定、北地乃至上郡，就迁徙了不少中原百姓，这里便形成了汉与羌、氐甚至匈奴诸胡混居的现象。

南匈奴建立的汉赵政权，由于匈奴人被安置进入中原时间较早，汉化比较严重，也很重视中原的传统儒学教育，但羯胡的赵国就完全不同了。

石勒活着的时候，还能任用汉人士族官员，同样重视教育，到了石虎统治时期，尽管表面上仍旧继续推崇儒学，但石虎却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有意对汉人进行种族灭绝和文化传承断绝的胡人君主，这厮在北方大力推崇同样来自胡地的佛教，于是便有大量的西域胡僧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原涌入。

原本的安定郡太守是赵国羯胡宗室石宁，但面对愈演愈烈、声势汹涌的关中各族大起义，石宁眼看守不住安定郡，跟他一起坐镇的征西将军刘浑都战死了，不得不领着残兵向上郡高奴县方向逃走，想要抢渡黄河逃至并州。

于是混战的安定郡便出现了两股势力，其一是董遵领导的羌、氐、汉诸族义军，董遵祖籍是略阳郡人士，是汉化了的羌人，却自称晋惠帝时在关中起义的氐人首领齐万年的侄孙，也是攻打并驱逐了石宁的主力。

另外一股势力，就是李襄闻讯后亲自领兵杀至的原因，因为有个此前在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宜君县）传教的康居胡僧支法庆，鼓动了数千信徒，趁着石宁东逃抢先一步占据了安定郡治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

李襄进至安定郡都卢县（今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一带），为的就是与董遵谈判，然后歼灭支法庆部的。

自汉明帝遣使者入天竺求法、迎天竺僧人、佛经、佛像入洛阳并修建白马寺之后，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并不尽人意，首到曹魏时齐王曹芳称帝在位时，颍川人朱士行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汉人僧侣，并受法号“八戒”，佛教才在中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故而大体上来说，汉传佛教在这个时代大致有两条传播路线，其一是走丝绸之路经西域流入北方，其二是走海路从东南诸国流入江南。

李襄对待宗教的态度向来不友好，他领兵入汉中，就严格了道教的管理制度，不经官府认可，那就是“野道”，汉中二郡前后己经捣毁了淫祠道观二三十余处，放道士为百姓者凡五十余人。

潼关之战结束后，又在长安及周边各郡县检索寺庙，凡石虎在位期间于关中所立寺庙、僧尼，是汉人者一律勒令还俗，各给田亩，并有官府主导强制婚配；新立寺庙也大多改造、推翻。

却把西域小国来的胡僧都集中在一处，若无官府允许，不得传教，只在长安的一处兴善寺中集体翻译佛经，就此被官府圈养了起来。

故而到了都卢县后，李襄便命成公茂继续探查支法庆的消息和情报，先与董遵接触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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